学术讲座:衣冠之治与华夏文化(刘志琴)
  2017-05-10
58日下午三点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老师做客岳麓书院讲坛第263期(明伦堂讲会第225期)。此次讲座的主题是:衣冠之治与华夏文化。岳麓书院助理研究员战蓓蓓主持讲座。
“衣冠文物之邦”是中华民族的荣耀,“衣裳”更不寻常。“衣食住行”以“衣”为首的排列,就充分显示服装优先的地位。刘老师从四个方面为我们展现衣冠之治与华夏文化的关系。
一,这是最古老也是最时尚的话题。骨针的发现,证实黄帝时代确实已有人工缝制衣服的出现,与诸多传说相印证。这充分说明黄帝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祖先,民族生命的源头,也是民族生活方式的缔造者。人们尊崇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,以养我、育我的生命之基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,使祖先与生命同在,文化与生活共存,这是以人为本精神的突出体现。而现代,汉服运动的兴起,也可说明古老的中国服装是当前最时髦的风尚。二,意识形态化的服装理念。种种爱国佳话,往往都用衣冠来体现,这说明服装在中国不仅有遮体、保暖、观瞻的功能,还提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、文化精英的称号、民族荣辱的标志。这是服装意识形态化的后果,也是前现代中华服饰文化重要的特色。三,承载道德教化的功能。文官的帽子两侧常用蝉翼,古人以为蝉是饮露水生存的,就用蝉翼象征为官清廉淡如水;武官的帽子用貂毛作冠饰,貂属兽类,但不像猛兽那样张牙舞爪,既有兽类的勇武,又兼有温顺良善的一面,这是理想的武官人品。文武官员戴上这种特制的帽子,犹如把当官的座右铭顶在头上。“衣冠禽兽”这句成语在明代并非骂人的话,而是官员服装的真实写照。同样,平民的帽子也同样具有浓厚的道德教化色彩。四,中山装、旗袍和深衣的兴衰。“深衣”是上古流行的长袍,但这种先秦服饰,自唐宋已不流行。面对全球化和生活方式趋同化,怎样保留民族特点,是时代性的课题。清末民初的服装改革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怎样使西服本土化,尊重中国人的穿着习惯,是推进服装改革的关键。因此,旗袍和中山装应运而生。
最后,刘老师提出,当今人们提倡深衣的一大理由,是中国没有国服,因此要以深衣作为国服登场;殊不知早在民国初年国民政府颁布的《民国服制条例》中就已确定中山装为礼服,建国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穿着中山装出席国家大典。所以中山装和旗袍作为吸收西服的审美价值,结合中国人穿着的习惯,对传统服装加以改造而创制的新服式,在国际上早已被视为具有中国气派的国服。
刘老师为我们讲述的“衣冠之治与华夏文化”妙趣横生,深入浅出,极大地激起了听众对相关课题探究的热情,刘老师还与听众进行了精彩的互动。在热烈的掌声中,此次讲座圆满结束。(岳麓书院 侯丹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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